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内涵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常人难窥其详，各种猜测谬传。陶宗震先生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对往日的传统说法，一一给予了澄清。
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在举行过几次国庆活动后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过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方案中有一个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
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由于原单位中央城市建设部的调整变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沈其交代: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8，与1:1.618的“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一天，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遇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苏联顾问穆欣说:“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而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后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带），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我被邀请参加了招待午宴。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八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八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