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旧闻:新华社北平四月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
亲历者说:
“没想到堂堂国民政府的首都，竟然那么好打。”78岁的徐法全回忆说。徐法全时任第9兵团27军侦察营排长，进攻南京前夕，受命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渡江战役发起仅过3天，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以至于路透社的报道中，有了“南京及长江全部防线于一夜之间如戏剧性之崩溃”这样戏剧性的句子。
导致南京如此轻易地“失手”，蒋介石的布防策略是一大原因。当年，这位下野的“总裁”于奉化千里遥控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对于这一布置，代总统李宗仁极其不满，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有极不客气的评价:“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既然早有弃城之意，那么国民党各大要员竟然能在解放军进城前一天携带箱笼细软全部安全撤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23日早，“追云号”“自强号”两架专机在南京上空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两周，向南方飞去。机上，是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李宗仁从舷窗下望，“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高官有飞机坐，中下层官员则狼狈得多。当时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托平在回忆录中写到:南京市长邓杰（音）卷带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试图驾车逃跑，却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一顿，两腿都打断了，所携财款被一抢而空。
过后看来，这位邓市长的腿断得实在有点冤——仅在第二天，金圆券就贬至150万兑1美元，邓市长卷带的公款仅值200美元。后来，“邓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而“投进了共产党的监狱”。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影响太坏。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一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96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28军接防。
“在国民党军的日暮时期，28军就算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了。”王楚英回忆，“他们在三浦地区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埋地雷、架铁丝网，还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修筑了多重防御阵地，要与解放军拼死一搏。”
28军即将面对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35军。
“总前委把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本是第9兵团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35军是一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新军，几个月前，国民党吴化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所属部队与解放军鲁中南第3纵队整编为35军，吴化文担任军长。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史专家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总前委可谓用心良苦。
4月21日零时，攻城战斗打响了。
“35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103师负责攻占江浦，104师攻打浦镇，105师从正面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南京北面最后一个屏障，从浦口渡江，直扑南京。
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徐法全说。
4月24日凌晨，104师312团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那里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312团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了那面飘扬了14年的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叹哉南京，百年之间三次城破。不过这一次，它将与整个中国一道，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