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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方局整风:彭德怀走了 邓小平来了

2013-05-30 12:13:53      来源:中国娱乐资讯网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

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清楚)。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何云)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直到1988年,杨老(献珍)已年逾九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同住北京医院,他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笑不已,旁边的护士听了,也都觉得可笑。

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地学习了。

根据整风学习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一方面根据文件精神,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的思想检查,发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不少主观主义,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地方。当发现自己的毛病那么多,而过去却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年轻有为、党对自己还重视不够时,就感到自己对不住党而非常痛苦。可是,经过大家友好的讨论和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便认识到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乃是党性的提高,战胜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便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思想上的进步,这正是整风的要求。看来,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合格的一员(合格的共产党员)。

随着整风文件的增加(后来增加到22种),我们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对《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学习,领导上(当时的领导叫学习委员会)要求得格外严格。大家逐字逐句地学了又学,把“十二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正因为全党都纳入了这个框框,所以才能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框框,是很难突破的,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然,在整风学习期间,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要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北方局推荐了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在太行山引起的震动更大。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过去的思想太落后了,没有和广大的工农兵站在一个立场上,因而痛责自己,以后一定要把屁股转过来,和工农坐在一条凳子上。但同时在思想深处,仍有未能解决的疑问:难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就没有文艺了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读过不少中外的文艺名著,很自然地会发生这些疑问。我们想: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那毛主席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又把鲁迅鼓吹得那么高呢?对于西方的文艺,我们更想不通。希腊的文艺算不算文艺?文艺复兴算不算文艺复兴?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一切世界文坛、艺坛上的大师、名人,难道都要被否定吗?这些疑问都曾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因为那时整风学习正紧张,我们正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疑问,这些“错误的疑问和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界还在争论这些问题,还被这些问题所苦恼呢。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青年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当时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都认为青年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青年工作应符合青年的特点,符合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有这样,青年团体(当时叫青年救国会)才能具有真正的群众性,青年人才能自觉自愿地自由参加,并成为青年团体(青救会)的主人。而不至于像国民党那样,建立许多官办的团体,结果是死气沉沉,并无群众基础。我们在整风学习中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在青年工作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错。而在这方面各地党委领导却把青年工作卡得太死了,有不少地方,干脆把青救会取消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中,我们青委的干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妇委(中共北方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她们也认为下面党委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当时中共北方局对青年工作比较重视,并不认为我们有闹独立性的问题。特别是组织部长刘锡五同志很支持我们,所以1942年5月以后就把我调到组织部去了。但北方局下属的各级党委,大多认为青委爱闹独立性,不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太行区,从区党委地委直到各县委,都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直和他的青委书记有矛盾,说青委不听他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并指责北方局青委支持太行区青委闹独立性。官司打到北方局,北方局既不支持他,也不批评他,最多不过是劝他要对青年人宽宏大量一些。因此,太行区青委书记不断换人,在我的记忆中,从刘南生、张罕涛、石民以至彭华,没有一个能和他搞好关系。但他都把责任推到青委方面,党委方面(就是他自己)则没有错。张罕涛从太行调到冀南,临走时诚恳而又严肃地向他提了意见,他也拒绝接受。不久张罕涛在冀南牺牲了,据说,李雪峰听到噩耗,也曾落泪,非常沉痛。1963年我在邯郸见了他,谈起张罕涛,他知道我和张关系好,特地对我说:张罕涛是个好同志,我不该让他离开太行。

 

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当然也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开明士绅和一切抗日力量);第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建立民兵游击队和分区性以至全区性的正规军)。同时建立、建设政权和多种群众组织,从事根据地的多种建设事业。他说:这是他从华北和华中敌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必须按照这条规律办,根据地才能坚如磐石,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打不垮我们。如果我们把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都巩固了,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半个天下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听了胡服同志的讲话,用整风精神来加以思考,觉得他讲得好、正确,而北方局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战争时期,敌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整风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1942年秋后,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北方局在它的属下成立了太行分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这样,北方局下属便只有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分局而没有直属的区党委了,它的机构非常精干,每个部只有三几个人。例如组织部便只有部长刘锡五、部员郭森(干部科长)、部员李新(组织科长)和一个干事周金光。成立太行分局后,我被调到分局任青委书记。分局驻地在河北省涉县的赤峰村(一二九师的驻地),和北方局驻地(山西省辽县的麻田镇)都在太行山中间的清漳河畔,相距大约70里,步行有一天路程,骑马半天多可到。我到分局后,因为整风检查,多半要联系到过去的青年工作,所以我常常到北方局青委去参加他们整风学习的讨论。

1943年春,太行分局在温村(太行区党委所在地,离赤峰村大约三里路)召开了一次全分局的高干会议,四个区党委所属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来参加了。在这个会上,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从1939年的黎城会议以后,北方局就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我没有参加过黎城会议,听说前任黎城县委书记说过,对地主应“先打击而后团结之”。他的这一“理论”在黎城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很重的处分。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对薄、安的批评意见很同意。但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等拒绝接受这些意见。温村会议由于这场争论没有结果,实际上是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彭德怀受到“围攻”,就是所谓“操了几十天的娘”,这是中共党史上抗战时期的一件大事。不过在温村会议上,薄、安等人却没有提“百团大战”,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提出打日本是犯了错误,特别是“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如果说它错了,人们心目中都会认为他的思想是汉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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