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被授予苏联红军中尉时的毛岸英（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作者：单刚 王英辉，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1948年9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年3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