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误读中国1000年》 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刘永峰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在美国，没人怀疑卢斯是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国始终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这也许是其一生中最不该的想法。
20世纪初的二十几年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国“还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个地域广大，贫穷落后，无关紧要的陌生国度罢了”。即便还有些广闻博识的美国人，在他们掌握的由来已久的中国信息中，也多是些漫画式的怪诞想象，如“男人留着辫子”，“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险的形象，从之前流行的“黄祸”恐慌到尚在执行的《排华法案》，都说明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何等恶劣。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不乏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另类。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就有一位念念不忘中国的美国学生，他在一首诗中写到:
“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
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
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
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年轻人对中国的偏爱在此表露无遗，以至于诗中竟有些乡愁的味道。而十几年后，他更是凭借着一个强大的出版帝国，把这种好感散播到了整个美国。这个美国学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时代》创始人——亨利？卢斯。
卢斯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此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上至国会议员，下到美国公众对于这场战争依旧奉行着“孤立主义”的态度。赫斯特报系的一条新闻标题很典型地代表了美国公众舆论当时的情绪:“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事情。”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则说:“国会对这场大战的根源进行的调查研究，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中立法案，高喊反战的公民所掀起的运动等等，都显示出美国人多么不愿主动地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然而对于这种氛围，亨利？卢斯却大为不满。卢沟桥事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依旧停留在口头谴责的层面上，甚至，“暗地里”仍然“履行合同”，继续向日本提供援助和贷款，为此，卢斯曾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甚至在《时代》上撰写社论，认为美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转而将援助“赠送”给中国人。
不仅如此，当时因战乱有大量中国学生申请赴美学习，卢斯还积极为留学生购买寓所，并成立美中协会，作为中国政府在美事务的代理机构，卢斯亲自兼任董事。此后，卢斯还为救济中国联合会的组建，积极出资出力，为支持这一组织倡议的对华捐款，他曾亲笔写信给全美《时代》周刊的订户，募集资金24万美元，成为援华个人捐款的最早典型。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是美国之外卢斯最爱的国家，当然，卢斯之所以对中国如此友好，与他的身世密切相关。亨利？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当年，路思义从耶鲁大学毕业时，放弃了回乡做律师的打算，转而决定将一生献给传教事业。1897年，与老一代在华传教士一样，路思义胸怀着福音传遍全球和拯救亿兆东方人灵魂的雄伟目标，来到山东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个儿子卢斯，便诞生在了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后，路思义长期地在中国生活、传教、办学。这种生活也深深影响着渐渐长大的儿子，据说，卢斯五岁的时候，便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地发表自己的布道。14岁时，卢斯才返回美国，尽管此后，他并没有继承父亲传教布道的衣钵，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卢斯却成功地把宗教传统和中国纳入了他后来的出版事业中，在对世道人心的宗教关怀及对中国的喜好等方面，他与父亲则是那么的相似。正如他来后的部下、《时代》杂志驻莫斯科记者约翰？赫西所说:“卢斯注定不会成为他父亲那样的灵魂拯救者，但他成为了他父亲那样的筹款能手，而且目标都是中国。”童年的中国经历对于卢斯的影响实在太大，与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说:“只要跟卢斯长久相处，就无法不感到他对中国亲人一般的关心。”
因此，在美国的“孤立主义”的氛围依然浓重的时候，亨利？卢斯就率先以时代公司旗下的各大媒体为阵地，开始了对中国战争局势的连篇累牍地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