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作者：邵雍，原题：《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这对杜月笙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在上海，各种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杜月笙的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建议杜月笙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与他的门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民党方面的意图是将上海各抗日民众团体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将上海人民的救亡运动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范围内。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下旬抗敌后援会发出了征募救国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为此赴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演讲。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援前线，收容和安置难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24日杜月笙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他多次在报刊、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市民“毁家纾难”、“援助政府”。在一次演讲中杜月笙强调说：“从九一八到现在，匆匆地已经七年了，这七年中间，备受了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还期待着世界的公论。然而侵略者的野心，并没有为了世界公论而削弱，只有变本加厉地格外侵略得厉害”，因此“我们绝不能存着依赖心来希望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月笙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
当时国民革命军数万人马汇集上海对日作战，日用品损耗短缺十分严重。10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市党部密令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袜、卫生衣裤、手套耳套及棉毯等汇解军事委员会配发前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杜月笙于10月3日通过电台播音劝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担任新组建的浦东棉花运输会常委，负责支前。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20万只。谢晋元为此致函杜月笙转告广大市民：“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作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而切实际。”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期间经手筹募的钱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后蒋介石认为杜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拨了现款10万元作为“补偿”。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
八一三抗战期间如何收容、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也是必须予以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杜月笙对此极为重视，认真予以办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救济会。嗣后因难民越来越多，设于仁济堂的市救济会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100余人，难以照常开展工作。杜月笙获悉后即同意将救济会办公处迁至浦东同乡会二楼，使该会“一切均上轨道”。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一些恒社骨干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与军统组织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当上了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杜月笙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在军队一时之进退，不在一时军事占领之广狭，死伤之多寡”，只要“我国力战不已，则无论战在沿海、战在沿江，或战在内地，我国皆在胜利之中途也”；“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杜月笙在香港期间一直把上海作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据点。他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合法身份在港设立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借以暗中帮助军统开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耕莘赴港，两次到杜月笙处介绍上海的复杂情况。杜月笙介绍薛与军统特务王新衡会面，薛根据杜月笙的意见在会面时向王表示：“决不与日伪方面发生任何关系，并尽可能与重庆政府人员保持联络，遇有重大问题随时商量处理”。薛耕莘从杜月笙、王新衡处领了贴补旅费回沪后，曾掩护过军统、中统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