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习仲勋和夫人与子女在洛阳合影（图片来源：青年周末）
文章摘自《青年周末》2008年3月20日第104期 原题为《习仲勋视教子为天伦之乐》
“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曾这样对别人说。
习仲勋的妻子，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在《大往事》一书中，回顾了她和丈夫风雨相伴的55年，她叙述中的习仲勋，是一个好丈夫，更是一个细腻的父亲。他业余时间最大的乐趣就是照顾孩子，和孩子游戏。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习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在他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家风。
求婚时让我写自传交给他
第一次相遇，他亲切地向我微笑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习仲勋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不久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时，他来校作动员报告，我第一次远远见到了他。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们有了第一次相遇。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他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鼓励。
他笑着说年轻时和我一样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婚后对我说，不愿陷在小圈子里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