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娱乐 >明星动态 > 正文

尤恩·库奥斯曼恩:天真电影中的质朴心肠

http://www.cecet.cn/       2022-12-09       北京日报       

  芬兰导演尤恩·库奥斯曼恩(Juho Kuosmanen)的电影《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以下简称《盲人》)获得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他2021年的电影《六号车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之前他还拍摄了短片《记号笔》(2008)、《卖画商》(2010),后者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短片基石单元三等奖;库奥斯曼恩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奥利最开心的一天》(2016)斩获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同是芬兰导演,库奥斯曼恩的电影与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冷峻”风格不同,他的电影善于将隐匿的、不可见的价值体系、系统、秩序的操控呈现出来,让人物在“临界境遇”中,通过单纯、直接与天真的方式对系统操控进行超越,从而改变了人存在的层次与境界。库奥斯曼恩着意呈现与强调在后人类时期或后现代语境下,城市环境中人自然的、未经过分雕琢的部分,放大其高贵的本真特征。总体来看,《盲人》对盲人之坚强与独立的刻画,多少有煽情和泛滥之嫌。《六号车厢》与《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这两部影片则代表了导演自然、质朴与单纯的风格,影片中生活的烟火气、氛围与个体体验,可以抵达人心的净化与升华。

  库奥斯曼恩的“心肠”与“单纯美学”

  有学者在谈到王小波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的时候,谈到了他的小说中最重要、最感人的不是“王小波的智慧”,而是“王小波的心肠”,或者叫良知,这一点在愈来愈“精英化”的现代社会中尤其难能可贵。此处借用“王小波的心肠”中的“心肠”一词来概括在《六号车厢》与《奥利最开心的一天》中导演库奥斯曼恩的某种特质。“心肠”一词代表着一个人的选择、认知与“自我怀疑与反思”的存在与行动。

  《六号车厢》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俄罗斯——年轻的芬兰女性劳拉在面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时,做出多次选择并逐渐成熟起来。库奥斯曼恩在电影中,一方面刻画了数字时代来临之前,人们的精神存在状况,一方面对比了精明的“言行不一的假冒伪善者”莫斯科大学教授们与粗鲁、单纯而天真的矿工。莫斯科大学教授们的嘴脸犹如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里对法利赛人的描述:“他们是绝顶的骗子,有学问还很狡猾,他们甚至为了得到权力,学会了读写,以此利用着人们的无知。”《奥利最开心的一天》讲述的故事发生于1962年,展现年轻的拳击手奥利在一场拳击比赛前后的不同选择、判断和认知——奥利最开心的一天是他拳击比赛失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他自己战胜了自己,挣脱了物质、金钱与名利对自己的束缚与操控,回到了他作为朴素的“面包师”的身份与工作。导演“好心肠”地让奥利和观众寻回自由,而不受外在世界秩序、规训与物化的操纵。

  《六号车厢》中前来俄罗斯学习语言的劳拉,租住在莫斯科考古学教授伊琳娜的家里。伊琳娜既将家里的一个房间租给劳拉,又向她炫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识、地位和财富,并从情感、感官刺激与精神方面俘获了劳拉,以至于劳拉说她“太想拥有那样的生活、那样的公寓,它有着好看的老式硬木地板,挑高很高,墙上还贴着墙纸,还有家族传承多年的老式家具,周末可以去散步很久,有时候还会去博物馆,晚上大家一起喝酒、欢笑、聊天”。这是考古学教授用看不见的、无器官的及无所不知的系统操控了劳拉的身体、意识与思想认知,若不是劳拉要去遥远的北方看摩尔曼斯克岩画,她将会永远被这套价值体系奴役,但是导演库奥斯曼恩“好心肠”地让迷茫的劳拉在六号车厢里遇到了北方雪原上的矿工廖沙,通过对比伊琳娜的伪善、芬兰艺术青年对诺言的背弃,矿工廖沙的天真、单纯与善良如宝石般高贵,让劳拉知道这次岩画之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除了认知上的超越与升华,她还收获了单纯的爱情,虽然廖沙在纸上向自己告白,写的是她教他的骂人的芬兰脏话,但在他看来,那就是“我爱你”的意思,解构了语言体系也解放了语言。

  粗鲁、粗粝与狂欢

  与当下的好莱坞大片及快消文化相比,库奥斯曼恩的电影中更有一种自然而原初的人的因素在流淌,他尽量还原人的单纯、朴素与粗犷的一面,去掉功利主义的算计、精明与谋划。在《六号车厢》中,俄罗斯小伙子廖沙一边喝酒,一边跟同一车厢的芬兰女孩搭讪。跟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一样,他一上来就好奇劳拉的异域语言、个人隐私,粗鲁地开她的玩笑。在他跟劳拉学了芬兰语“你好”“再见”后,被芬兰语的发音及重叠式的不同表意方式逗乐了,他开心、真实而“放肆”地嘎嘎大笑,其“不文明”的状态令被规训过的劳拉感到不安和厌烦。廖沙继续向劳拉学习芬兰语“我爱你”,因被伊琳娜不能随同前来及俄罗斯小伙子的聒噪搅扰,劳拉将芬兰脏话顶替“我爱你”,教给廖沙。醉后的廖沙酒气熏天地开劳拉的玩笑:“那你告诉我你干嘛一个人坐火车……你是……卖……卖淫的吗?”这句粗俗的玩笑话引起了劳拉对他的鄙视与愤怒。但随着伊琳娜的背叛、录像机被芬兰同乡窃走,劳拉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与认知。

  在黑白电影《奥利最开心的一天》里,奥利一开始就沐浴在运动的光线中,开着车去见赖娅,自足而自由。奥利穿着赖娅父亲的正装参加完夏日婚礼后,归来的路上,他喜悦地看着月光下赖娅脱掉衣裙,和其他年轻人一道跃进路过的河里,赖娅游上岸时嬉笑着向奥利喷吐河水,她的光亮皮肤、矫健的身体像灵活的海豹一样充满动感与生命力。赖娅与奥利一样,对美好事物有着共同的认知,并看到了教练兼经纪人埃利斯、队友及赞助商们的真相与本质,最后冲破名利的迷障与系统奴役,进入自由且充满喜悦的“神圣世界”。比赛失败的晚上,两个人再次走在月光下,一对手拉手的老年夫妇走过,赖娅问奥利:“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开心吗?”奥利微笑着拉起赖娅的手回答说“是的”。导演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非理性狂欢,恢复被理性秩序压抑之事物的合法性、生命力与创新发展。

  未被“精英”异化的质朴与天真

  库奥斯曼恩的《六号车厢》虽然是发生在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故事,但却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探讨什么是真正的人——是经历了“精英化”规训的莫斯科大学咬文嚼字的教授们,还是人类久违了“自然感”的、未经过完全“道德谱系化”的矿工?在这里不得不说,导演库奥斯曼恩是一位尼采主义者。

  《六号车厢》电影一开始,莫斯科的教授们在派对上高谈阔论、极尽语言知识游戏,其中的劳拉疲惫不堪地掩盖自己的“知识不足”,后来为了证明与炫耀自己具有和“精英”一样的认知与知识,她还借用教授们的话向矿工廖沙解释自己去看岩画的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起源,这是人类天然的需求,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除了试图拥有更多知识,劳拉还想尽可能多地拥有回忆,她试图用DV摄影机记录所有她认为重要与开心的时刻。如尼采曾说过的:“我们的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带东西‘回家’,至于生命及所谓的生命‘体验’,我们当中曾有谁于此认真对待?抑或曾有谁于此耗费光阴?离每个人最远的人就是他自己。”(尼采《道德的谱系》,梁锡江译)她总是想用记录一切瞬间,尤其是在莫斯科的“美好时光”,来保留所有的记忆。但生活是不断流动、变化与绵延的时间,想要记录每一个瞬间是不可能的,用身体体验每个瞬间即意义。如尤恩·库奥斯曼恩所说:“劳拉最后真正体验到的,不是一动不动的万年石像给她带来的任何感受,而是和另一个人共享的那些稍纵即逝、不会重来的瞬间。”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珍视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此意。


关于我们 - 友情链接 - 广告服务 - 我要投稿 - 网站地图 - 免责声明 - 人才招聘 - 联系我们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Copyright©2007-2023 CECET.C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