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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速亡原因:诸葛亮权欲强 接班人欠缺历练

2013-07-06 11:23:49      来源:中国娱乐资讯网

为何诸葛亮亲手培养的接班人会导致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诸葛亮的集权心理。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已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然而,过多地掌握权力却导致自己的下属无法得到锻炼的机会。蒋琬、费祎在诸葛亮在世之时,更多的角色是后勤和参谋,而军事接班人姜维更是未曾独立带兵打过仗。对权力的过分热衷使诸葛亮“事必亲恭”,而“事必亲恭”反映出的是诸葛亮举轻若重。“诸葛一生惟谨慎”,这不仅表现在用兵上,更表现在对军政事务的处理上,不仅蜀汉的一切政治、军事以及外交事务,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甚至“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便是最好的说明。如此状况下,其培养出的接班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能力必然存在缺陷,他们执掌的蜀汉政权于三国之中最早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作者:朱子彦 边锐

诸葛亮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白帝城托孤后开府治事,治理蜀汉朝政,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逝于北伐军中,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实行对内以法治蜀,对外联合东吴、共抗曹魏的战略方针,维持了蜀汉政权与魏、吴两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其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先后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直至炎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开府治事,掌握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盛衰。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主要在于人才的选择,而蜀汉王朝在人才方面则受到地域条件的制约。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正如习凿齿所说“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究其原因,乃是刘备于汉末诸侯割据混战之初屡战屡败,一直无法建立基业,直至赤壁之战占据荆州后才稳定下来,后虽进据益州,并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奠定蜀汉政权的基础。但早在赤壁之战前,中原人才已几乎尽归曹操,江东的孙氏兄弟也招揽了相当一部分人才,刘备所能任用的,除了在起兵之初就跟随自己的关、张、糜竺等人之外,只有荆、益二州之士。王夫之说“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后来,关羽失荆州、夷陵之战刘备大败,关羽、张飞、马良等身亡,黄权降魏,法正、黄忠、马超等智士大将病故,故蜀汉政权蒙受了严重的人才损失。诸葛亮秉政以后,受客观条件制约,其选择接班人的余地并不是很大。人才数量少,而且质量也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楚之士清,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王夫之的这番评论虽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上能真实地反映蜀汉与曹魏的人才状况。此外,诸葛亮选择接班人,除了注重个人才德之外,在策略方面与其治蜀的思路是一致的,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

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刘备入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团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董和、费祎等,因此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

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其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倾向,他选择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荆州集团以及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而益州集团中的马忠、张嶷等人,虽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诸葛亮的重用。刘备夷陵惨败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马忠此时却及时给刘备送来5000精兵。刘备极为欣赏马忠的才华,不由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 ,此为世不乏贤也。”刘备将马忠比作益州集团的杰出人物黄权,足见其才能出众。后主时,马忠在平定南中叛乱后,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南中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马忠在治理南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虽然马忠也曾短时间出任丞相参军,但是终诸葛亮之世,其一直无法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与马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州集团的马谡。马谡为襄阳大族出身,“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其兄马良与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诸葛亮对马谡也是“深加器异”。刘备临终时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马谡给诸葛亮信中则声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很显然,由于马谡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诸葛亮已经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足见其对马谡的信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结果不仅平定叛乱,且“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违背众人意见,不用“宿将”魏延、吴壹等人,而任命并无实战经验的马谡作先锋,结果马谡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依阻南山,不下据城”,被曹魏名将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应该说,马谡有一定的才能,作为军师、参谋堪当其任,但不是将帅之才,更不是诸葛亮接班人的合适人选,但诸葛亮因为与马氏兄弟的良好关系,不顾刘备临终之劝诫,对马谡盲目信任,最终导致街亭大败,第一次北伐失利。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诸葛亮误用了马谡,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荆州集团中皆是“浮华”之徒,没有人能够堪当大任。事实上,诸葛亮培养、考察接班人还是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他并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马谡一人身上,而且,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包括曹魏降将在内,都不乏才智出众之士。在诸葛亮不断关注和精心培养下,蒋琬、费祎、姜维等人脱颖而出,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诸葛亮临终前,后主刘禅对于蜀汉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的任命不敢擅作主张,派人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询问诸葛亮的意见。《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有如下记载: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诸葛亮死后,刘禅完全遵照了诸葛亮的遗命,“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死后,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军政大权。费袆之后,掌握蜀汉军权的是大将军姜维。姜维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收降的“凉州上士”,其是诸葛亮精心培养的军事接班人。陈寿著《三国志》,将上述三人共列一传;诸葛亮之后,蜀汉王朝不置丞相一职,而裴松之与干宝称此三人为“蜀相”,足见诸葛亮接班人对于蜀汉政权的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对这三位“蜀相”的事功分别作一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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