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及此事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许世友、钱钧、刘昌毅将军都曾“死而复生”。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开国将帅们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质量，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生死炼狱的考验，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拍案而起，反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均创左臂，筋露其外，微微颤动。将军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