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一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掉。学校附近的饭馆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个饭馆二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最经常的话题也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两好大一碗。我就专门去吃。即使已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一定要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有了饱感才行。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我激动之余，还是忘不了饿，空肚皮没法蒙，它吃不着东西就闹，让你心慌气短。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认真考虑怎么抢他一个值钱东西作为逼他还我半斤粮票的办法。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