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临的公馆，现为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毛岸英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嗅，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博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撂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妈妈？”“噢，就是江……江青。”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由于江青从中怂恿的结果，是江青的一个阴谋，其实这是一个无根据的猜疑。江青在50 年代初并未像后来那样，达到坏事干绝的地步。尽管毛岸英与江青合不来，但江青也是想与毛岸英搞好关系的。而去朝鲜也完全是毛岸英自己的决定，毛泽东也是支持的。
毛岸英与张养吾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如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莱尔斯咽下一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没有伤到骨头？”“没有。”“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您想吃点什么吗？”“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