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闾蘅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个大伯和大妈，住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张闾蘅在台湾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她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妈妈让闾蘅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
到了之后，她发现全家人都在诊所，等待着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妈妈告诉闾蘅：“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从山里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小闾蘅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张闾蘅说。
从幽禁到半自由
张闾蘅上高中时，大伯、大妈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张闾蘅至今还记得那次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1965年，从美国留学返台省亲，张闾蘅在家中与大伯、大妈第一次真正见了面。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她家里坐坐。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内心感受。”赵一荻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大家聊天时如果大妈插话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
有时，张学良也不会耐烦地打断赵一荻的话：“行了，我们在聊天呢！”
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1967年，张闾蘅回到台湾。张闾蘅说，从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她们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张学良的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张学良的刘乙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的部署一直相沿成习，从祖国大陆到台湾都是如此。此外，刘乙光将他的妻子儿女也带来同住，全家人还“陪伴”张学良吃饭。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监视）。
1962年，刘乙光调走。张学良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蒋经国、彭孟缉。酒席上，张学良语出惊人：“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那是在贵州桐梓时，张学良突发盲肠炎，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刘乙光自作主张，将张学良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做手术。如果刘乙光不将张学良及时送医，一旦病情恶化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张闾蘅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在张闾蘅看来，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
张学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张闾蘅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候未尽兴还要拉着大家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
然而，生活中的张学良是一个睿智的长辈，一个热爱生活的“老顽童”，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惟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