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我方则以违背两国总理谅解为由未予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而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苏方之所以不承认两国总理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的谅解，据说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通过，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从谈判方针到礼宾安排都亲自过问。谈判期间，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恩来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双方因翻译问题打口水仗
1970年5月1日，北京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邀请了苏方谈判代表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方参与边界问题谈判的代表都是“重量级”人物，乔冠华、韩念龙、余湛副外长先后担任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老一辈外交家，也是令对方敬畏的谈判高手。谈判桌上气氛紧张，双方发言针锋相对，用词也常常语惊四座。比如，针对苏联的无理与霸气，我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等等。
苏方代表团团长先由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担任。他是一位资深职业外交官，50年代曾任驻华大使。后因库兹涅佐夫生病，团长改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
伊利切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还是哲学博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喜欢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会谈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义。有时脸涨得通红，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无奈状。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惯于指责中方“拖延”、“封杀”谈判；爱说这是“聋子对话”，应该“相向而行”；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他烟瘾很大，有时会谈的时间长了，就说“能歇一下抽支烟吗？”
伊利切夫的副手是苏联边防部队的一位将军，谈判时很少说话。他常驻北京，下榻在苏联驻华大使馆。
两国边界谈判在台基厂头条3号外交部宾馆举行。除了正式会谈，平时双方通过联络员保持着各种级别的联系。作为东道主，我们经常为对方组织一些游览活动，去北戴河休养以及外地旅行。在非正式场合，双方都相敬如宾，谈笑风生，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包括澄清谈判中的“误会”，或者传递某些信息。
记得在学校上翻译课时，老师曾讲过，翻译要注意用词准确，否则有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并举了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发生的一个实例。1964年，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苏共中央将最近致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中共。其中“要求”一词，我方译成“эксперт”。苏共领导看后勃然大怒，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并质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利？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中方在复函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那封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просить）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例子啊！这说明翻译用词表达不仅重要，而且有时也十分敏感。当然，苏方之所以小题大做，主要与两党关系恶化有关。但有时翻译不准或欠妥，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两国边界谈判中，有时因翻译问题，双方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场。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认为，这是把他们比喻成什么“虫子”，是“污蔑”，说中方竟然会认为苏方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听老同志讲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匪夷所思，而这次亲历谈判现场倒使我有机会亲身领教。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苏方翻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