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作者:傅国涌 原标题为:中国言论史上的王造时
不畏权势伸张正义发起宪政运动
1932年3月28日，南京，对话的双方，一方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为时为“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的一介书生王造时。
汪精卫:“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儿，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先是“慷慨成一死”的少年英雄，英姿勃发，文采斐然，后是遗臭万年的汉奸。1932年的他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视天下为私有，何等嚣张、自私、不可一世！王造时虽年仅而立，却曾是清华学生领袖，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此坐过牢，又是留美的政治学博士，面对居高临下的汪精卫，他不亢不卑，针锋相对，几句大白话就将这位堂堂政府首脑驳得体无完肤。
蒋介石使出他惯用的拿手好戏，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先是通过王造时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蓝衣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新亚旅馆的一番对话—— 刘
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
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有了这两番掷地有声的对话，王造时的名字就足以载入史册，何况他是盛名赫赫的“七君子”之一。与他熟悉的徐铸成回首前尘，写了一篇《记王造时》，首先提到“王是当年为坚持抗战而下狱的‘七君子’之一，而且决不是‘凑数’的。”“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文章的，主要是王造时。在苏州法庭上，侃侃而谈，据法据理，质问得法官目瞪口呆的，也是王造时。现在如翻阅当时的报刊，还可以看到他的演词和文章，虎虎有声，闪闪发光。”后人往往只知道他作为“七君子”之一下狱这段历史，其实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在办刊、办报、写政论，在以“文人论政”为根本特征的中国言论史上，他当然有一席之地。
从1925年到1930年，王造时留学美英5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追随拉斯基教授研究过“费边主义”。回国之初，他不顾老同学、老师的劝说，拒绝到南京做官，而是选择到私立的上海光华大学当教授。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在《东方杂志》、《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触和中国问题的发生》、《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等系列论文，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于1935年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论文体现了王造时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但还只是学院中的学理分析、学术探索，他很快就要破墙而出了。
在王造时回国之前，胡适、罗隆基等就在《新月》这个平台上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史称“人权运动”（或“新月人权运动”）。在罗隆基、胡适遭到迫害、相继北上之后，王造时成为《新月》后期的一员大将，发表了一系列政论。1931年8月，他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成就了《新月》最后的辉煌: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