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夕，笔者有幸采访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委员刘善本将军的夫人周叔璜老人。周老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虽年过九十，但依然身子硬朗、精神矍铄。恰巧那天周老的几位女儿也来看望周老。坐在大女儿兰平、二女儿海平、四女儿江平、五女儿嫩平、七女儿平平中间，周老对我讲述了从刘善本将军驾机起义后，她被我地下党多次营救，最终和刘将军重新团聚的经历。特别是谈到1949年10月1日，在尚未解放的四川丰都用无线电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周老的眼神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下文就是老人讲述的往事……
1991年4月5日，周树璜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善本扫墓时，遇到前来祭奠朱老总的康克清同志
刘善本全家福
茅盾来我家“采访”
那是1946年6月26日，善本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主席、朱老总亲临善本的欢迎大会。在善本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70余架飞机起义。周总理曾多次说善本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善本到延安后就要求对国民党官兵发表演讲。党中央考虑到我们这些家属还在敌人的控制下，认为讲话应该拖后几天。为了早日戳穿蒋介石的“和谈”假面具，唤起国民党官兵的觉醒，善本向中共中央请求尽快允许他发表演讲。1946年7月2日晚，善本作了以《赶快退出内战旋涡》为题的演说，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记得善本离家的那天，特地带上了女儿兰平的照片。他像是有心事，又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似的。他离家前和平时走的时候不一样，带的东西和平时更不一样，用不着的东西也带上了:当时是六月，但他带上了毛衣。善本出门以后，对二楼凉台上的我说:“你把雨衣给我仍下来。”当我把雨衣给他扔下去后，他对我说了一句:“再见。”
善本发表讲话的当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清洁工打扮的人，只听他说:“我告诉你，你家里那位已经到延安去了。”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解放后才知道，这位“清洁工人”名叫张建良，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我家后面是厨房，后门外有一条胡同，第二天早上，那位“清洁工”借收垃圾之机对我说:“刘太太，你就带着你孩子，其余的什么都不要带，到迪斯威路麦嘉里老八字路口，我10点钟在那里等你。”听了他的话，我带着大女儿和一个菜篮子按约定的时间走出了家门。我发现院门已经有人把守，只许进不许出，但对我却没有阻拦。走到约定见面的地点，我看到了“清洁工”，只见他身穿着西服，一幅绅士派头。但我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于是假装没看见“清洁工”，领着孩子走进入菜市场。回家之后发现军警特务密布，家里被抄了。但善本走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进步人士的地址都已经销毁。留下的只有一些国民党人士的地址。特务问我，让我“老实交待”。但我的确什么也不知道。
善本起义后，他的薪水当然没有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善本的母亲、三个弟弟和妹妹都同住在上海，加上我怀着二女儿海平，还要照顾大女儿兰平，生活非常艰苦。因为善本也没有告诉我们起义的事，所以我当时真的不清楚善本的去向。从上次营救以后，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由于经济拮据，我们家便开始卖东西，比如不穿的衣物、暂时用不着的物品什么的。除了生活拮据，行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国民党兵和特务将我家包围，我们过上了软禁生活。
不久，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试图对我们进行营救和帮助，但敌人看守得很严，同志们几次试图进入我家，都没有成功。一次，茅盾同志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我家门口，准备和我们接头。当茅盾同志对把门的敌人说自己是来采访的时候，狡猾的敌人立即反问道:“采访为什么不到司令部去？”接着就做出抓人的姿势。茅盾同志察觉到危险，迅速发动汽车离开。敌人鸣枪示警，并打电话通知堵截。茅盾同志机警地将车停在一条小巷子里，把车牌换掉，才得以脱险。
周总理派施剑翘送来生活费
当时正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同志得到关于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后，便立即组织对我家的营救工作。一天，外面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车子停在我家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马上上前阻拦。士兵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说:“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当士兵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黑旗袍女士把敌人叫到一起一通“训斥”。看门的士兵们见来者不善，乖乖地让她进了房门。这位女士进来之后，在楼梯口看见了善本的母亲，她马上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进了房门，她叫我的名字。我当时不知她的来意，没有理会她。这位女士又说:“我是共产党、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我还是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我仔细一看，笔迹的确是善本的，当时激动得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看了信，才开始相信她。她见我看完，立即划着一根火柴，把善本的信当场烧掉。只听她接着说:“你写一封回信，我给你带过去，但字数不要写得太长。”我连忙动笔。那位女士又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我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这位女士拿上我的信，又让我写了一个“收条”。她问我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我她还会来看我们。简短的交谈后，她把信收拾好，走出去对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扬长而去。
等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同志就是施剑翘。到后来才听施剑翘说，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帮助我们，把她叫到南京，交给她这项任务。施剑翘对周恩来同志说:“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金条、现金送到之后，给您打个收条回来。”
施剑翘到达上海后，当即给她一个在上海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学生打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玩一玩吗？”那位学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陪老师。施剑翘说:“我自己逛一逛，你给我行个方便。”那位参谋长给她派了一辆车，就是她来我家时坐的那辆。
施剑翘走后，特务们大概有所察觉，化装成地下党来刺探秘密，但我心里很清楚，把特务骂了一顿。
后来我要生二女儿海平的时候，施剑翘果然再来看我。她对我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安排把我送进上海虹口附近的一间德国人开的医院去。产后第二天，施剑翘又给我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地下党的同志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
身体恢复以后，我不时出门买东西。可一出门就有特务跟踪。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还不时捉弄他们一下。有一次，我看到特务跟得很紧，就突然停下，猛然转过身来。特务收不住脚，一下子直立在我面前。我把怀抱的兰平递给他说:“我累了，麻烦你帮我抱一抱孩子。”这一招，让那个特务十分尴尬。
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营救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一次，我带着兰平去买菜，后面跟着一个女子，拿着和我一样的篮子，我买什么她就买什么，我买多少她就买多少，当时觉得挺奇怪。等我买完菜，正准备出菜市场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往外走着。菜市场的门口人很多，特别拥挤。我感觉自己的菜篮子被人拿去又送了回来。我怕引起跟踪的特务注意，没有低头看，径直赶回家里。等到进了厨房，将菜都倒出来后，发现最底下竟然放着一叠钞票。这时我才知道，刚才那位女士是来帮助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此后，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给我们家送来接济。四川老家给我寄过一次钱。自那次以后，时常会有邮递员光顾我家说:“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后来才知道，其实家里只汇过一次钱，其他的钱都是地下党通过邮递员送过来的。还有，当时我的弟弟和妹妹在南京上学，妹妹来看过我一次。这件事过去不久，就有两名我方地下工作者来看我。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说是我四川的亲戚，给我留下一笔钱后离开，丝毫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善本起义后，他原先所属八大队主管“政工”的干部经常到我家里，要我“交待”，询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善本到哪里去。我就对他们说:“是你们派他出去的，为什么和我要人？我还想和你们要人呢！”他们又威胁要把我押解到南京受审，我说:“我不管到哪里，都说是你派他出去的。你不让他走，他能走得了吗？”敌人见此计不成，就想利用我们作“诱饵”，抓捕前来营救的地下党。后来他们发现，虽然没有经济来源，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却还在维持。此后敌人就常到家里问“经济来源”。我就告诉他们说家里的用度全靠卖家具、卖衣服维持。敌人问不出什么，但怎么也不相信。一次，敌人用枪指着我大女儿兰平，吓唬她说:“你爸爸走了以后，你们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兰平虽然只有3岁多，平日里寸步不离开我，我和地下党的同志谈话的时候她都在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兰平虽然被吓哭了，说的话却按照平日我教的话一模一样，我才长出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