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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春利
没有局限于抗战题材侧重展现的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用镜头回望中国文化史上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化抗战”，讲述那个年代文化人“以笔为枪、以文铸魂”的抗战故事——题材的突破给了电视剧《阵地》全新的视角，也给了它在众多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底气。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成枪，在文化战场上抗击敌人！”1938—1944年间，以周恩来、李克农、夏衍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团结领导集聚在桂林“八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以笔为枪、以舞台作战场，通过新闻、文学、戏剧等一系列文化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战”。
正在热播的《阵地》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首次全面再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篇社论逼退伪军一个营，一出《梁红玉》让溃兵重拾血性，一曲《黄河大合唱》让整座城在黑暗中同步心跳。不仅如此，剧中敌机轰炸中坚持岩洞教学，书声琅琅压倒炮火，文艺工作者以戏剧鼓舞士气，高呼“黑暗终将过去，迎接新中国”等高燃场面，每一帧场景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不同于近年来一些同类题材作品对于虚构人物和情节的依赖，对真实历史文化事件细节的深度还原是《阵地》的一大亮点。剧中，《义勇军进行曲》首次灌制唱片，《救亡日报》创刊和复刊、桂林“八办”成立、新安旅行团抵桂、夏衍话剧《一年间》全国公演、欧阳予倩改革桂剧排演《梁红玉》、陶行知在七星岩洞中坚持办教育等20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均在剧中得以艺术化呈现，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笔杆子如何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揭露敌人的强大武器，构建出烽火岁月中文化人坚守理想、以文救国的集体群像。这不仅仅是在回顾历史，更是在致敬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发出的、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明不屈的精神力量。
在艺术表达上，《阵地》也大胆突破传统抗战剧“单线叙事＋英雄传奇”的叙事模式，采用多线并进、群像叙事手法，以20多位核心历史人物串联起百余位文化名人和广大民众，在还原“文化抗战”的同时，更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与表达，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人格光芒与家国担当。
在剧中，郭沫若、夏衍、田汉、巴金等不再是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文化名家，在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精准诠释下，他们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分歧有迷茫却始终坚守信仰的战士。面对进步刊物被查封的困境，有人提出“暂时妥协以保存实力”，有人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对家人的安危，有人陷入“个人小家”与“民族大家”的两难抉择。这些真实的矛盾与挣扎，让人物走出“完美英雄”的形象套路，更具可信度与感染力。
在日军轰炸桂林时，夏衍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珍贵典籍，眼中的点点泪光透出的却是执着与坚忍。演讲到激动处，郭沫若眼眶泛红、声音微颤，一句“文化在，民族就在”瞬间点燃全剧的“精神高光时刻”。李克农发现自己和儿子被特务盯梢，在餐桌上对儿子说，你不但要保护爸爸妈妈，也要保卫国家。在生死无常的年代，这是一个父亲给儿子最沉重的爱，也是最坚定的托付。张曙创作抗战歌曲时遭遇敌机轰炸牺牲，废墟下，这位作曲家将女儿紧紧抱在怀中，身旁散落着沾满血迹的《负伤战士歌》手稿……更难得的是，《阵地》的宏大叙事不失细腻描摹，剧中这一幕幕细节刻画令人动容，不仅丰富了抗战叙事的维度，也让“文化抗战”这一宏大主题更具人性温度。
没有抗战神剧的奇观，没有子弹拐弯的魔幻，剧中最震耳欲聋的“枪声”，是文化人紧握的钢笔在纸上的奋笔疾书，是《救亡日报》的印刷机深夜里的轰鸣，是孩子们在岩洞里朗诵时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我爱这土地”。
《阵地》最大的贡献，不仅是挖掘了“文化抗战”这段史料，更是给抗战题材影视作品提供了一种“非典型叙事”，尽管作为主旋律作品部分台词略感生硬、一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似曾相识，但它至少证明，当镜头不再限于表达血浆与弹道，转而凝视那些颤抖的笔尖、嘶哑的唱腔、被雨水泡烂的手稿时，同样能拍出千军万马，拍出硝烟弥漫。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抗战”不仅是军事事件，更是危急关头一个民族持续的精神自救。从这种意义上说，“抗战”最动人的部分，除了最终的胜利，更有烽火岁月里文化人坚守理想、以文救国的坚忍，那是一种“不允许文化被归零”的执拗。
《阵地》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一段被忽视的文化抗战历史，更在于以“文化阵地”为纽带，将80多年前的抗战精神与当下的文化自信紧密联结，让历史智慧照亮今天的路。当今天的我们再次面对“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时，这部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文化和思潮的创新引领有时候比子弹更有穿透力。《阵地》让我们意识到，民族危亡关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战士，无论是拿起刀枪，还是挥动笔杆。因为不论任何时候“阵地”都具有双重维度：既是枪林弹雨的真实战场，见证着血肉之躯的冲锋陷阵；亦是笔墨交锋的文坛疆场，涌动着以文为刃的无声较量。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4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