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档，“黑马”《流浪地球》以46.8亿票房闯入视线，被视作推开国产科幻电影工业化的大门；今年春节档，硕果仅存的《囧妈》线上公映，经过10年耕耘的徐峥“囧”系列在喜剧片类型上牢牢占据一席之地。
相比于类型片体系成熟的好莱坞，中国的类型片市场尚有许多未饱和、待开发的领域。7月29日上午，以“类型实践与作者表达——类型电影创作谈”为主题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在沪举行。国产类型片的“进击之年”何时到来？这个萦绕已久的问题，期待创作者用自身的实践去解答。
类型电影：契约还是套路？
1987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第五代导演李少红，接到了一个任务：拍摄商业片《银蛇谋杀案》。这部悬疑题材的电影成为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当时北影厂开始尝试拍摄商业片，并选中一些年轻导演来做。我听完大哭一场，太可怕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商业片；但如果不接，我就失去了第一次拍电影的机会。”李少红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她还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时，国内还没有“类型片”的概念。“四年主要学的就是艺术电影、作者电影和个人化表达的影片。我们对类型影片是非常陌生的。”在她毕业后，恰巧赶上电影改革的年代，从体制到内容的变革，令电影创作变得越来越市场化，“类型影片”的概念也逐渐普及。
类型片是舶来品，狭义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好莱坞形成的一种影片制作方式。类型片通常具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以及相似的叙事元素。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令影片的生产进入工业化流程，并“批量”制造出相似故事形态的标准化作品。常见的类型片可以分为西部片、喜剧片、歌舞片、恐怖片、悬疑片、科幻片等。
“类型是电影品种的一种分类，主要指好莱坞的流水线生产。复制前一部受市场欢迎的表现元素，就形成了类型。”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说，“一般商业片容易归类，国内市场卖得好的有喜剧、动作、青春、魔幻、警匪、悬疑等类型。类型化意味着模式化，而模式化也容易存在个性不足等问题。”
“类型就是作者跟观众之间建立的契约，观众抱有某种特别强的预期去看这部片子。”科幻作家陈楸帆形容，“你看恐怖片，你希望它会吓到你；书放在不同的架子上，是为了更容易被找到。对类型的强调，更容易建立起这种契约。”
李少红也直言“真正的类型片有一定套路”，这种“套路”有别于文艺片，文艺片强调的是个人的世界观，或个人对人性、社会话题的省思，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结构方式。
界限模糊：电影创作应关注“人”的表达
7月29日，李霄峰执导的《风平浪静》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尽管在豆瓣网的分类上已经加入了“悬疑”标签，但李霄峰坦言自己对“类型”后知后觉。“电影的‘类型’从国外语境挪过来时，要有一定本土化移植和嫁接。”他举例，美国有侦探片，嫁接到国内承担这一职能的是警察。“美国西部片成为一种类型，有历史沉淀。但对我们而言，西部片怎么拍？”
他坦言自己选择题材首先考虑的并非“类型”，而是从人物情感出发打动观众，“一个电影的情感成分，一定是从人出发，万变不离其宗，其次再去考虑所谓的类型。”
“人物是最有魅力的。”作家、编剧全勇先曾执笔写过《雪狼》《悬崖》等多部谍战剧；而由他执笔、张艺谋执导，改编自《悬崖》的谍战片《悬崖之上》有望今年上映。“把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放在谍战的背景里，其实写的还是人，因为人性在谍战犯罪片里，在暴力事件里会被放大。”在全勇先看来，即便是谍战类型，最关注的不是情节，依旧是人物关系，“对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如果观众对这个人物建立了兴趣，建立了情感，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会牵动观众的情绪。”
“当我们对类型片没有很透彻认识的时候，写人物是最好的抓手。”李少红说，通过人物找到创作者的表达，再把它嵌入到一些事件的类型元素里，“创作上一下子就觉得熟悉了。”
在全勇先看来，随着电影的发展，传统类型片的套路可能会迎来突破，类型片中会出现更多创作者的个人表达。“类型的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不像从前那么清晰了。”
《风平浪静》制片人顿河认为，不能拘泥于传统的“艺术片”或“商业片”，“现在大型电影节选片的差别已经在淡化，比如戛纳获奖的《寄生虫》。好的电影要在故事上有亲近性，在表达上要有态度。每种电影都有存在的必要，一些有表达、有艺术追求的电影，以更低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喜欢和感受，不是坏事。”（张熠 简工博 钟菡）
